聚财文化与犯罪现象

  “收尽三才权柄,富贵荣华丛生。纵教好善圣贤心,空手难施德行。有我人皆钦敬,无我到处相轻。休因闲气斗和争,问我须知有命。”一阕《西江月》,道尽了钱财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有财润家宝,有钱鬼推磨。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钱财真是到了生死穷通皆属我的境地。 

  将钱财与文化相联系,是否会糟蹋文化一词呢?有点像,但细想又不尽然。文化本身就是人类在其生活过程中精神价值追求的积淀和物质财富追求的积累的总和。某一个领域里的文化总是在事实上会对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发生着影响作用。因此在人类生存的长期演进的过程中,挣钱过日子,聚财求大富,无论从哪个维度来说,都已经是一种显见的社会文化现象。

  恩格斯于1883年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活动。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指出,人的需求可分为五个层次,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它们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人的需求正如马克思、马斯洛所说的,首先必须满足生理需求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在商品社会,能满足吃、穿、住、行这一生存需求的主要是钱财。由此可以看出钱财对于人生的重要性,财富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钱财对于民众来说,可谓是像基因一样植入于人的每一处神经细胞。

  对于钱财的重要性,1700多年的西晋文人鲁褒在其所著的《钱神论》中写道:钱之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匮。无远不往,无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劳讲肄;厌闻清谈,对之睡寐;见我家兄,莫不惊视。钱之所,吉无不利……由此论之,谓为神物。无位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诤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问笑谈,非钱不发。谚曰:“有钱可使鬼。”

  鲁褒之言真是入木三分,钱财常常令人想入非非。

  当下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叫做“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我们都承认钱不是万能的,它买不到亲情,买不到健康,更买不到寿命。但另一方面,没钱也的确是万万不能的,当人们连基本的立足之地、充腹之食、裹身之衣都无法满足时,更别说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了。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千乘之王,万户之侯,百室之君,犹怕患贫,而况匹夫乎。

  因此,没有钱当努力去挣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孔子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但孔子更说过:“不以其道得之,不为也。”然而挣钱毕竟是人生存的需要,聚财毕竟是人本能的欲望,于是乎,如何挣钱聚财就演绎了人间的众生百态。胼手砥足,日出而作到日落而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是社会底层百姓们挣钱聚财的方式与写照。

  电视剧《蜗居》的主人公海萍说道:“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六千,吃穿用住两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费三百四,手机电话费二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二百。也就是说,从我醒来呼吸第一口空气开始,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这就是社会底层民众对辛苦挣钱聚财的真实诠释。

  足智多谋、和气生财、不辞辛苦甚至起早摸黑,这是商人们挣钱聚财的方式和写照。

  但是当人们对金钱的贪欲与追求没有良性的意识形态去引导和约束,贪欲的无穷就会导致疯狂。打家劫舍、明抢暗偷、趁火打劫、杀人越货或者巧取智夺、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掺杂使假,这是一种强盗们或者骗子们挣钱聚财的逻辑方式,于是挣钱聚财与犯罪联姻了。

  但自古以来还有一种当官利用公权力来挣钱聚财的方式。当官可以成为发财暴富的终南捷径并非当下社会的独有定律。早在2200多年前,吕不韦父子就悟出了一个道理:投资“官市”比耕植农桑、经营商贾更是“其利千万倍”。当今社会的众多官员也是深谙此道,“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以致贪官污吏遍及华林,不韦再世也当黯然失色、自叹弗如。浸淫着挣钱聚财“传统文化”的熏陶培训,受教着“拜物主义”的迷惑纵容,凭借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制度许诺,使得当下的众多官员庆幸自己获得了当官发财的时代机遇,以此为基础,金屋藏娇、声色犬马、酒池肉林、暴殄天物、穷奢极欲,并由此使得官员们的现实贪欢真正达到了由上到下、由内到外的通体快活。本来国家待其不薄,坐车入宿,高薪厚补,皆为公帑支付。然其往往犹嫌不足,一动贪念辄以百万、千万乃至亿元计。全不知头顶三尺之上的“人在做,天在看”的神灵启示。

  其实聚财文化的负面效应和犯罪的联系,并不仅仅体现在江湖“窃钩式”盗贼和官场“窃国式”盗贼对存量财富的巧取豪夺上,还体现在对赃款黑钱的消费处理上。

  钱财已多、家资已厚还当何为也?古之石崇和王恺的斗富、而当今一些官员们包养外室嫖娼狎妓,酒池肉林穷奢极欲,也都不过花销其百万分之一的赃款黑钱,可谓也算是一个“畸形消费”的典型。还能如何消费?春秋尝有冯谖自荐孟尝君为其“市义”之举。文史记载冯谖尝为孟尝君收债于薛地,临行相问:“债毕收,以何市而返?”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冯谖窃计,孟尝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而所寡有者,唯德和义。于是冯谖烧尽薛民先前债券,以此为孟尝君收买人心。果然,后孟尝君遭贬无奈回到薛地,还差百里未到,薛地之民扶老携幼,已在路旁焚香跪地迎接孟尝君。见到此情此景,孟尝君慨然而悟,顾谓冯谖:“先生所为文(孟尝君)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然而在当下中国,今日之贪官则很少听闻其也有为民“市义”之举的新闻轶事,反而将赃款黑钱演变成进一步的权钱交易的筹码,至于携带巨款远遁他国,已经成为不是“新闻”的新闻。不久前,江苏江阴农行某行长孙锋携款亿万余元巨款举家潜逃境外。联想到在这之前的广东开平的余振东、黑龙江哈尔滨的高山、浙江温州的杨秀珠、云南昆明的高严、河南郑州的蒋基芳、贵州贵阳的卢万里、河南豫港的程三昌、重庆九龙坡的陈新……所有这一串名字,无不都是由钱财掩盖下的罪恶所拼写成,所有有关他们的新闻故事无不都是由贪欲和罪恶堆砌成。而这罪恶背后又无不让国人痛彻心扉,国人之民脂民膏如肥水一般,竟如此流入他国田地,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入东海不复回。可以说这是由聚财文化的异化而导致的中国特色的新的犯罪形式,是一种罪上加罪的罪恶体现。

  《红楼梦》中“好了歌”唱道:“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终日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人死了。”演员赵本山在小品《不差钱》中也说到:“人生最痛苦的事是,人死了,钱还在。”好在上苍有眼也有道,让人有钱难买寿命。当众多的贪官正在无奈地实践着这一民间箴言时,这也是对活得有点无奈的国人心灵上的一点必要的精神抚慰。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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